作者：本报记者 林卫光《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3日) 【特别关注】 华裔政治家、英女王副官陈德良先生介绍说，他们为“立碑运动”设立了官方网站，制作了20多种语言的视频，在英国各地举行宣传和研讨活动，种种努力终于开始得到回报。他们最近陆续得到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积极表态和支持，进入到筹款阶段。 陈德良向记者展示了英国文化部国务大臣布拉德莱日前写给他和同事们的一封支持信。布拉德莱在信中说：“我们纪念他们（华工）并承认他们对一战的贡献，这非常重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于你们为唤醒人们觉悟所做的一切，我表示欢迎。” “英国华人社会论坛”主席史蒂夫·刘告诉记者，除了文化部之外，他们还得到英国社区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他还透露，在伦敦市议会也有多名议员支持这项方案，将有助于不断提醒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履行竞选承诺。史蒂夫称，为一战华工竖立纪念碑，这是萨迪克·汗对伦敦华人社团的政治许诺。 史蒂夫介绍，竖立纪念碑主要有三大项工作：选址、设计、筹款。目前，设计方案已经确定，纪念碑将是一座高9.6米、重29吨的汉白玉大理石华表，每1厘米代表100名华工。华表将面向中国山东省，因为这是华工登船离开故乡的地方。华表底座的浮雕将展示4个主要故事情景：招募和威海卫登船，西行之旅，劳工在前线，清理战场、和平会议、返乡。 关于筹款，陈德良向记者提供的预算报表显示，纪念碑预算为25万英镑。他们正在通过慈善晚宴、拍卖等各种形式筹措资金。他表示，如果中国企业愿意捐助善款，他们将非常欢迎。 史蒂夫说，选址问题相对复杂。他说，希望将纪念碑建在伦敦市中心。如果建在很远的郊区，人们需要乘坐火车去参观，那就难以达到设立纪念碑的目的。他透露，已经向伦敦不同区政府提交了5个地点申请，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复。他坦言，如果直接购买一块地皮可能更加容易，但是这在伦敦市中心完全不可能，只能向有关区政府免费申请一块公共用地。史蒂夫和同事们都没有做过类似工作，完全是“边做边学”，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技术和法律因素。他们最近又物色了3个新的地点，希望在英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能尽快申请下来。 史蒂夫说，希望能够按照既定目标，在20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100周年时，使纪念碑落成，以使人们永记华工为一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本报伦敦12月12日电 本报驻伦敦记者 林卫光）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12/13/nw.D110000gmrb_20161213_1-12.htm?div=-1

作者：本报记者 林卫光《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2日 12版） 【特别关注】   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英法军队在西线战场与德军的殊死战斗，更加熟悉马恩河、索姆河、凡尔登这几场伤亡无数的战役，而对于“一战中国劳工军团”这个名字却相对陌生或者闻所未闻。一战期间，大约15万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西线战场，给英法军队提供后勤保障，用汗水甚至生命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个人群很快便被无意或者有意地忘却。英国现存的4.3万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座是为他们而立的。为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状况，英国华人发起了一场名为“确保我们永记”的全国性运动，要在英国为一战华工竖立一座纪念碑。 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华裔政治家陈德良先生。陈德良是英国华人参政的典型代表，曾在2009年当选大伦敦地区红桥市市长，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2014年，他被任命为英女王副官。 “竖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为了还一战华工一个公道。”陈德良在办公室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告诉记者：一战华工在英国4.3万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席之地；英国在一战之后颁发了60万枚战争奖章，大部分人得到的是银质奖章，中国劳工拿到的却只是铜质奖章，而且，中国劳工的奖章与别人不同，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工作代号；他和同事们在英国各地的调研中发现了数十个华工墓碑，也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认为，一战华工应该在英国得到更好的待遇。 陈德良说，竖立纪念碑的意义，不仅有纪念一战华工这一群体的历史意义，也有提高华人在英国地位的现实意义，将有助于让更多的英国人了解中国人在一战中为英国作出的贡献，增强英国人对华人的理解和尊重。 陈德良在1996年与英国上议院首位华人勋爵曾秋坤创立了“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旨在提高华人地位，并让华人了解“政府的哪些政策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这场“立碑运动”中，“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是牵头组织，另外还有9个与华人有关的组织参与其中。 论坛的现任主席史蒂夫·刘负责了大量具体事务。他告诉光明日报记者，参与的组织中囊括了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三大主流政党的华人分支机构。他开玩笑地说，这些机构因为政见不同，平常争吵不断，“立碑运动”是第一次让他们坐在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史蒂夫出生在英国，父亲来自香港，母亲是英国人。记者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座办公楼里见到了他。他虽有一个中文名字——刘中庆，却完全是西方人长相，仅仅会非常有限的中文。他持有英国护照，但是每提到中国时，都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国家”。他向记者透露，这场“立碑运动”引起了个别英国人对他的误解，甚至有人用“反英”的字眼来指责他。但是，他说自己没有反对任何人的意愿，只是为了寻求公正。“我们的‘立碑运动’，并非是为了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和批评指责，只是为了承认和纪念。” 为了更好地动员各方面力量，史蒂夫做了大量基础调研工作。在英国国内，他在国家档案馆查询了相关资料，与对一战华工有一定研究的英国杜伦大学进行了交流，接触了当年在山东招募华工的英国人的后代。在国外，他前往华工的登船地点中国山东，搜集第一手资料，还3次前往香港，与著有一战华工相关书籍的英国作家格里高利·詹姆斯会面，并与加拿大一部华工题材纪录片的导演保持沟通。大量的调研工作，使史蒂夫成为这一问题名副其实的专家。 他介绍，英、法在一战初期大量人员损失后意识到，战争将是持久战，获胜的关键将是看谁能在前线部署更多的作战力量。为了解放国内人手，英、法将视线投向中国，法国从中国以合同形式雇用了5万名劳工，英国则雇用了9.6万人。尽管英国人最初承诺，不会把华工派往前线，但是他们在到达英国后，几乎全部被派往法国战场。 在战争中，华工承担了搬运货物、建造营房、挖掘战壕、装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等重体力工作。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华工没能在第一时间顺利回国，而是被留下继续清理战场，例如填埋弹坑、挖掘哑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华工把牺牲的英国军人埋在了专门的战争公墓以备后人纪念，却没有人为他们修建一座纪念碑来记住他们为英国作出的贡献。”史蒂夫说。 对于有多少华工在一战中失去生命，陈德良说难以找到可靠的数字。华工有的命丧前线，有的死于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还有人在战后留下来挖掘哑弹被炸死。另外，有些人还没有抵达欧洲就死在路上。1917年2月17日，一艘载有中国劳工的船只在前往法国途中，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543人丧生。英国此后不得不改变华工运输线路，华工从山东出发后，改为向东穿过太平洋，再乘坐车厢封闭的火车穿越加拿大，然后乘船经大西洋抵达英国和法国。艰苦的运输条件，使不少人命丧途中。陈德良还指出，有很多华工尽管在战后平安返乡，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本报伦敦12月11日电 本报驻伦敦记者 林卫光）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12/12/nw.D110000gmrb_20161212_1-12.htm